新加坡艺术节2006
戏剧中心剧场
文：蔡两俊
2006年6月8日
《独在家乡为异客》的评论，我迟迟未能提笔，原因在于这评论的组织架构上的决定之犹豫 不决。但是，最终评论还是得要完成，我因此决定边想边写。
一出戏如果要和观众起共鸣，戏的内容一定要有一个普世的意义。《独》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的故事，故事叙述的是他们对彼此的思念以及对家乡的情感。老实说，观戏后，真的是难以看出剧中是否有任何普世意义。但是，如果创作者郭庆亮是想通过这几个人的故事来呈现异乡客的复杂心绪的话，那《独》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整理的复杂心绪堆。观众在这些异乡客的思绪中溺毙，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何要这样想，为何感到如此地困惑。
对我而言，做一出戏和写一篇文章，大致上形式是相同的。一、是要把场景设立起来、二、要让观众（读者）和你一起探索；在这过程中，简明的叙述是重要的。当然，在创作时，难免会涉及一些只有个人（在此有可能是只有异乡客所能了解的心绪）能了解的心情，这是得应该经过处理的。挑战在于创作者能不能在整理这些心绪后，还能保留原有的张力。柯思仁和黄浩威的散文里的文字是老师和学生的通信内容，他们两人的对话似乎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创作的要点。郭庆亮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而把文本里的文人批判社会以及其他个人所压抑着的情感展现开来。这有可能是因为文本里的题材和戏剧盒的艺术走向契合，创作者才作此决定的。当然，剧中文字除了取材自柯思仁以及黄浩威的散文外，郭庆亮也将柯思仁的其他创作里的文字运用在《独》内，在运用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材料时，整理是非常重要的。当戏呈现在观众眼帘时，显然地，整理功夫不佳，导致戏中主要所要探讨的部分不明显，也不突出，到底是要探讨异乡客还是公民社会主义，我在此止住。
就刚才所言，观众在剧场里似乎对《独》提出了许多的疑问，有的还不知所云。刘晓义在联合早报上，给《独》文本给予一个“自溺的语言餐宴”，未免太过客气。对我而言，《独》是一个文人自欺欺人的一种幻觉，一种自卑的展现。这就是我国华人的最大问题。日剧、韩剧及偶像剧看多了，造成一种自欺欺人的浪漫情怀，就象剧中老师在火车站的一段独白一样，在缅怀一位印族朋友时，回想过去，在笑他把新加坡的文化以及传统给浪漫化的当儿，却想要学朋友一样浪漫，做一个旅人。这是令人可笑的。
吴越的故事也未免太过牵强，革命已是过去的浪漫假想，在现今社会，资本主义已是根深蒂固，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把理想抛得远远的了。新加坡为了综合娱乐城，都可以将所谓华人美德进行改变。世界的走向，一日比一日堕落，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一个文人，抑或是一个现代的吴越，想要继续革命，勇气可嘉，但是，他是否能够摆脱自己自我蒙蔽的思想，真正了解公民社会在新加坡这个专制的国家的影响力，从而进行适当的策略规划，以得到最佳的效应？对我而言，剧中种种对社会的不满，而产生的浪漫情怀，根本对现今新加坡社会没起任何作用。郭庆亮也只不过是在独自呻吟罢了。
另外，创作者（或是编剧)也对新加坡的一些文化浮标的销毁感到惋惜。福康宁山的戏剧中心、国家剧场、电力站、郭宝昆以及“多个反思过去建构本土的艺术讲座”，都已经是过去了。创作者只在原地，象一个怨妇般，呻吟自身对这些文化浮标的消失之惋惜，在作品中，也并没有确切地表示往后新加坡文化的走向是什么。艺术的张力和反思能力其实不存在于那些已故的浮标中，而是在目前的文化风气中。这些艺术张力根本没有离开过新加坡艺术，主要的问题是艺术工作者们都没有好好进行反思，将这些张力重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新加坡戏剧发展正走向一个瓶颈，许多艺术工作者都已经察觉到了。虽然，我们不能忽视新加坡的戏剧工作者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作努力，希望能在新加坡剧场内占有一席之位，但是他们努力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在振兴新加坡剧场。野米剧团（Wild Rice)王爱仁(Ivan Heng)即将呈献的《新加坡剧场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由奥菲安(Alfian Sa’at)所带领的讲座系列，就是一个较为有策略性的公民社会活动。
总言之，艺术作品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个体，它往往在创作后有自己的性格和力量。作品虽然是由艺术工作者创作出来的，但是它并不应该带有艺术创作者的缩影，而是带着创作者的艺术思维和语言。《独》在此就失败了，因为这作品里，充满了创作者们无法放开的执着，严重防碍了作品艺术张力的展现。
–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