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館街12號談建築／街區再活化的地方及空間意義

(Photo credit: HK Heritage Office website)

文：王策緯
 
書館街12號位於大坑（Tai Hang）地區，是1949年於戰爭中毀損「孔聖義學」後，原址重建的建築，直到1978年時書館街12號一直以教育功用為主，爾後用為校舍及辦事處。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於2010年指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創意街區或老屋再造：從地理學觀點看再活化的核心概念

「地方」（place）之於地理學，指涉的並不只是一個物理空間，也牽涉關於地方意義的製造與實踐，「地方」概念的產生是通過日常生活實踐。至於保存歷史建築，則是（再）生產記憶於地方的方式，但並不完全等同於「地方的歷史」（history-in-place），因為哪些「地方的記憶」可以被保存或宣揚，取決於利益關係人，成為一項政治問題（Creswell，2006）。換言之，歷史建築的保存，其實並不僅是保存「建築物」本身，也攸關地方記憶的書寫，但是因為政治與經濟利益上的選擇，保存的歷史並不完全是地方的歷史。

從地理學對地方的理解看書館街12號的再活化案例，如果欲在保留建築物之外，持續維繫建築物本身和地方的歷史之間的關聯，而不讓地方的記憶完全偏向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一方，那麼我們在思考再活化的過程中，便不能單單關注書館街12號這幢建築，而應該進一步思考建築本身與周遭地方歷史、記憶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將過去這棟建築物的功能性與鄰里社群、社會關係連結，才能嘗試在建築物本身之外，將地方記憶帶入所屬街廓的日常生活經驗裡。

事實上，台灣的城市治理術有別於上海、東京、首爾、香港、新加坡等東亞城市，「反發展」邏輯在台灣深植，因此台灣在資本主義城市裡經濟至上的城市治理手段會試圖和環境及文化論述結合。其中，台北採「創意街區」策略，將文化以產業概念投入社區，希望讓城市中的人漸漸找回和地方的關係，進而發展出一套地方價值和生活風格（陳歆怡，2012）；台南採「老屋再造」計畫，透過政府文化局補助個別歷史建築的建物整修或文化經營。特別的是，二者各自發展的策略是依循個別城市特性而來，台北作為台灣經濟發展重心，大規模開發計畫行之有年，古建築、老社區很少有大量保留下來的，大多是個別零星的躲過開發計畫徵收者而能保留至今；台南一直以來作為台灣的「文化古都」，城市地景中有大量、跨時代、保留完整的歷史建築，同時因為發展速度較慢，老屋一直也是城市地景裡的一部份。因此，台北政策的核心是藉由個別建築為點，再擴張至街廓為面，中間的重要力量是地方居民能夠認識地方歷史文化價值並且一起參與；台南則是希望藉「老屋群」結合文化經濟，在台灣中央政府長期發展策略「重北輕南」的稅收分配中找到新路，是將歷史建築視為文化經濟發展熱點、保留建築外貌，但不一定由在地人經營、也無關建築、地方文化歷史的發展模式。

相互參照下，香港的城市紋理和台北較相近，老建築在城市發展中漸漸消失被漠視，然而目前政策上卻是採台南「老屋再造」式的再生策略，著重經濟及效率考量。以台北而言，其「產業與都市共生模式」帶動聚落重新形成認同、空間再利用，亦是種對城市永續發展的另類想像，雖然非以經濟利益導向，但卻得以改善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祁政緯，2011）。或許經濟發展至上卻導致許多社會問題的香港，現在重新看待城市的歷史建築、城市文化時，經濟力並不應該是唯一衡量的準則，因為經濟導向的復興政策，往往只是複製了地產霸權，讓財力豐厚的大財團以粗暴的方式介入再活化計畫，將原來的建築內涵抹去，使建築物成為一個與地方毫無關聯的商業空間。因此，就「創意街區」與「老屋再造」的概念和案例相互參照，如果對香港居民而言，「生活」在這座城市並不是要再多一個商場、再多一個以文化為名，卻與自己毫無關係的空間，那麼為避免如此，書館街12號的復興方式就不應該單純以「老屋再造」的經濟理性邏輯進行。反之，從地理學的空間理論的觀點，應該可以先從所處地方──大坑──該街廓空間的歷史背景中挖掘可以被再活化的地方記憶，不單以建築物為唯一考量，而將周遭鄰里納入，並且重建這棟建築物與鄰里的社會關係。如此，才能避免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地方生活經驗與文化完全地被再造或重整。

地名與地方：在地社群導向的地方發展

Mike Crang（1998）將地景（landscape）比喻為一張重複書寫的羊皮紙，認為我們可以透過的閱讀地景看見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如同羊皮紙刮除後再書寫仍然可以看見之前書寫的痕跡，閱讀地景也能夠看見發展的連續過程。

書館街12號所處的街廓大坑，地名中的「坑」指涉的是地洞或深谷，是以自然環境（地形）命名的地方（饒玖才，1998），大坑與周遭的掃桿埔為銅鑼灣海旁的二個小山谷，當時人們在附近組織聚落，利用村後的大水坑及地形從事農耕（爾東、李健信，2003），是以葉、黃、李氏組成的雜姓村落。農耕外居民也從事其他行業謀生，19世紀末當地婦女開始家庭式織毛巾業，更因為使用大坑的水源洗滌紗線，使當地有「浣紗溪」的暱稱，進而演變成今日浣紗街（Wun Sha Street）（饒久才，2011），而書館街則是當時集中賣書的地方（珠海學院，2014）。20世紀初科舉制度廢除，受廣州提倡孔教義學影響下，大坑村民支持而於1909年興建孔聖義學，宣揚四書五經（陳天權，2013）。今日的大坑一帶已經經過市區更新，最初從客家聚落開始，目前書館街12號周圍以住宅為主，商鋪則有汽車梳化、食鋪及多間中小學，尚存寥寥的汽車業其實曾經是興盛的，但在發展商介入後逐漸被豪宅取代。不過由於尚未有政府重建局大規模介入，仍然可見新舊建築交替出現在社區（黎穎詩，2013）。

將街廓納入思考書館街12號如何再活化問題，並不是要將整個街廓「恢復」到某個歷史階段──讓整個街道成為名符其實的「書館」街，或者輔導汽車業復興──因為再活化並不是一味的懷舊（nostalgia），更不是「拆新仿舊」。就大坑的歷史發展過程而言，今天這個區域最重要的是多元性，因為多元象徵了居民的異質性、居民的社會關係及其生活文化為空間賦予的內容及意義。但正如黎穎詩（2013）提到的，該區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發展商的算計與介入，同時法令亦偏向發展商，小業主很難與之抗衡。也就是說，現有的各行各業小業主創造街廓的多元性，雖然政府未有大規模介入重建，但市民相對於發展商，和政府（市建局）協商的能力較弱，一旦發展商與政府決定重建，小業主將難以抗衡，而導致街坊日常生活空間全面重整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框架下。因此強化小業主們社會關係的聯繫、建立在地社群與地方認同，才能創造居民共同對地方發展反身性思考的空間。

換言之，書館街12號的再活化並不該被視為是單一「老屋再造」的案例，也不該被視為是專業規劃者、政府、財團或NGO的責任，而應該藉此結合地方居民參與，重建鄰里社會關係及培養共同的地方感和認同，唯有如此，才能在再活化的過程，將建築物的空間意義重整於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進而和發展商經濟理性的邏輯抗衡。

王策緯，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學生。

 

參考文獻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Creswell, T.（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王志弘與徐苔玲譯）。台北：群學。

祁政緯（2011）。創意群聚效應對都市區域再生的影響-以中山雙連創意街區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台北。

珠海學院（2014年4月13日）。香港歷史及文化考察，珠海學院。 取自 http://news.chuhai.hk/?p=6846&lang=tw

陳天權（2013年12月26日）。孔聖義學，大公網。 取自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3/1226/2132139.html

陳歆怡（2012）。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用設計改造城市。台灣光華雜誌，11月，頁 102。

爾東、李健信（2003）。趣談香港街道（增訂版）。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黎穎詩（2013年9月16日）。大坑：沒有市建局的巿區更新，香港獨立媒體。 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042

饒久才（2011）。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香港：天地圖書。

饒玖才（1998）。香港地名探索。香港：天地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