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高雅芳
一場睽違三十年的對談,在2017年5月8日(一)上午十點於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三樓3011室再次上演。空間從中國的北京拉到台灣的高雄,這次兩位劇場大佬─林克歡老師與王墨林老師,帶著大家一起追朔三十年前的淵源,是什麼原因促成三十年前的對談?「冷戰」到底是什麼?多少人談論, 卻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兩岸間劇場的關係以及演變在冷戰氛圍下又是何走向?三十年後,兩位活歷史一同暢談這三十年間的歷史脈絡,談論古今中外,現場氛圍無不歡喜.
一開場由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許仁豪教授破題點出主旨,何謂「冷戰」?在此時追朔這段歷史的新生代們又該如何放眼未來?1987年,林克歡老師與王墨林老師第一次在北京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公開對談,內容是關於兩岸戲劇當時的狀況。林克歡老師其實在這場對談之前就已經接觸台灣戲劇,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的中國大陸劇場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許多好奇與想像,與其崇洋媚外的看著歐美的戲劇,林老師更好奇華人劇場是如何建構的,其中,對台灣最感興趣。林老師說:「當時大陸剛開放,一般人看不到台灣的報紙跟刊物,只有在國家圖書館的報庫能看到,在看的過程中我感觸特別多,很多作品說是反共戲劇,我看來看去,怎麼跟我們寫的戲劇差不多,只要把裡頭寫壞人是共匪,改成搶匪不也差不多嗎?」兩岸之間的政治如此的矛盾與對立,但是思維習慣以及寫作思考模式卻是一模一樣,也因為如此,挖掘出林老師對於台灣戲劇更多的好奇,思維與政治以及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相互牽制與糾葛,讓林克歡老師想一探究竟到底除了反共戲劇之外,台灣還有哪些戲劇家、哪些作品。林老師笑著說,在當時智慧財產權尚不嚴謹的時代,基本上都是盜版地在報刊雜誌上介紹台灣劇作家的作品,如此的大膽與冒險,但卻也是從中看見林克歡老師對台灣戲劇作品的堅持與熱愛。
台灣當時也處在一樣的戒嚴、反共時代下,許多戲劇呈現方式在大陸是沒有看過的,像是姚一葦老師的《紅鼻子》,表面上是寫實主義,但詮釋的方法卻超出寫實主義,裡頭已經富有點象徵及宗教的味道,而這對中國大陸劇場界來說是極為新穎的東西。在現階段資本主義商業化、貨幣流動影響年輕人的時代下,面對這高喊自由、人權、民主的年代;面對這將藝術當作美食般奢華品嘗的時代,王墨林老師依然不改以往的反叛、犀利批評作風,對各個戲劇家以及作品都提出他個人獨到的見解與批判,他說到:「參照現在來看的話,我們那時候反而是自由,因為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也許我們慾望不自由、被壓抑,在思想上出口必須要自己去找…在沒有完全認識歷史、將脈絡釐清的狀況之下談這些東西,我們所相信的東西都會是虛構的,因為我們相信人人自由、相信人權,可是我們不相信自己,我們不相信自己是最自由的。」在這網絡資訊發達的新世代,看似一切相當自由,交通、資訊、言論等等都不會因地域或時空而侷限,但是每個人卻被自己內心的小框架禁錮而不自由,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的戒嚴,老師引導大家去思考,戒嚴真的結束了嗎?是否外在的戒嚴、警備總部已經由外而內變成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警備總部呢?人跟人之間築起的心牆越來越高,只能在電腦後面用匿名方式表達言論,卻不負責任地產生了一種新霸凌,這是真的自由嗎?該如何重新找回真正的自由?如何將標籤摘除,發揮屬於這個時代的長處?是這一世代的大家該重新去面對的課題。
王老師告訴我們,許多歷史上的經典,重要的不是在於它是共產黨、共匪或者是資本主義,重要是在美學,在於歷史的脈絡。當只追逐表象而忘記歷史時,我們會錯失許多觀察細節的機會,到最後只能變成滿腔熱血地呼喊著自由的口號。冷戰下的劇場,還是要回到歷史去追朔,在這金錢以及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裡才能有格局以及偵辨的能力知道目標在哪、要如何走下去,也才能有拓展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時代下,不能只選擇看好戲或是壞戲,也不能單單只用好看、不好看來分類評斷,而是要選擇劇場跟現實社會的連結、跟時代的關係,戲劇作品本身是否反映了這個年代的問題?是否代替人民吶喊著這個年代的需求以及聲音?
林克歡老師也說到:「人不管經歷什麼,辛苦也好、痛苦也好,只有反思過、思考過的生活經歷才能變成經驗。」每個時代所生存的環境截然不同,經歷的考驗、挫折都不一樣,但是都有自己的限制,如同藝術,是突破限制才能成為藝術,沒有限制成不了藝術,因為藝術永遠是一種欣賞習慣的積累,所以了解歷史非常重要,唯有透過內省、反思,經歷過的事物才有意義,才會知道如何去蕪存菁,如何發展屬於自己世代的長處。
在最後王墨林老師收起憤青的氣息,語重心長說著,「我們能提供的是一個老人活過來對生命、存在的經驗,總有一天你們還是會回過頭來再重新講過你們聽過的這些話,對這些話有撞擊到的時候,我希望那個時候不要太晚。」許仁豪老師也勉勵在場的學子們,在很多東西都沒有吸收的時候要先學會不批判,要先學會看A講了什麼,B講了什麼,聽了他們各自的言論以後,透由自己的理解生成新的想法跟思辨,這才是一個客觀的評論家該有的態度與風範,透由思考才能被所吸收的話敲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