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Kelab Shashin – Chen Wee Ling
Visual: Kelab Shashin – Ridzuan
舞踏于马来亚之原貌展现
文字:蔡两俊
身为一个置身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新加坡人,我常感觉到身体里那经新加坡培养,置身于多元社会中之束缚,与马来西亚多元社会过量自由喧哗,产生了互相矛盾。乍看之下,这矛盾似乎是一种目前新加坡人因政治转形与过量外来移民的流入,在异地产生的自我解放之情绪涌现;但是,近观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加坡与邻国马来西亚的感情纠结:一地两国,政治极为差异,但是在社会与文化构造上却那么相似。这感情之纠结并不象一般政治评论员所讨论的文化歧视、经济霸权所引起的不平等等之言说,而是一个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人的身体里所产生的情绪起伏之行动的开始,目前还没体现在身体的外在。在众多新加坡舞蹈作品里,我们都难以发现这新加坡身体里的情绪起伏,作品内所批评的也仅是新加坡社会问题的表面,没有实质的革命性作为。但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社会与政治之复杂状态,艺术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肥沃,竟然让源自于日本的舞蹈形式舞踏在地滋长,衍生了一种新舞蹈生命;藉由舞者李瑞强所创办的寿板舞团开始。
在该团于去年底举办的2011年寿板舞踏祭里,刘翠婷与周顺兴演出的「白蛇与凤凰」演出,对这个与舞蹈形式里的种种符号抱有高度熟悉度的新加坡观众而言,是一个极为诡异的观戏经验。其一,你非常清楚眼前所见的每一幕演出是出自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身体的;其二则是表演者所呈现的一切,其实与你个人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感觉并非是一个知识性的论述,而是一种让观众觉得他们的"行动"是非常自然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一种由台北舞踏学者林于竝(2007)在「舞踏的发展与秦Kanoko在台湾」一文中所描述日本暗黑舞踏宗师土方巽之演出「禁色」所带出之偶发艺术的展现。对较为对舞踏有认知的观众而言,这是身体自然的体现。这有别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描述的身体,也和舞评们所描述的技术层次之身体非常不同,而是一个身体在历史与政治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然反应。
「白蛇与凤凰」演出里的两个身体,一男一女,都跟着印度音乐进行扭曲、音乐的节奏跟着身体的不同状况变异;变异并非是舞蹈,而是一种对外来元素进行变质的一种表现。在剧场里,一场社会与艺术之关系的实验正在进行当中。印度音乐的音符有着一种特殊的语调,通常是以一波浪式的基底音符导引着乐手弹奏不同的印度乐器。在演出中,这印度音符不只是印度乐器Sita乐手的指引,也是表演者们的身体的一种弧形。这弧形似乎是一个舞踏表演者的演出过程之路线。这两者之特殊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尤其在这个甚为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进步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不例外,文化底蕴也有着印度文化的印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多元文化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立志发展经济为前提,是如何在发展以及文化,和政治从中调拌的情况下,两者取得平衡?
回到文章的初步探讨,身为一个新加坡人,我质问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演出是否只属于马来西亚文化里的现象,抑或是一种人体对当下制度的一种回应。我想应该是属于后者的,从女表演者刘翠婷的身体里就能看出。她带着华族新娘的嫁冠,珠帘遮脸,穿着消费时代女性符号高跟鞋,穿着红色内裤(一种对女性持有贬义的贴身物件),跟着印度音乐的高低起伏扭曲着身体,不断地内缩,显示了女性(也可以说是一个脆弱体)被社会的束缚压抑着的状况。这一切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身体一样,50年代取得独立至60年代新加坡强制被迫离开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这一切一切似乎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人的身体系系相关。这种被纠缠于两个个体的情况,至今还是存在的。创办人李瑞强虽然是以身、心、灵三者来专研舞踏,使用舞踏之身体来了解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但是他可能也没想到,舞踏其实也无形中显露了我们两地人与灵被撕开、悬挂于两极的困境。唯有刘翠婷的演出,让人们真正见到此身体处境。
林于竝(2007)也在文中提及,舞踏的美学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否定与对抗之上;在80年代,消费主义弥漫日本社会的时候,这反社会以及反道德的否定美学是否有利用之地?1986年,舞踏先驱土方巽与世长辞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舞踏已经无法象以前一样能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其实在马来西亚舞蹈先驱Lena Ang于90年代将日本舞踏带入马来西亚后,影响了李瑞强,到至今他团成员刘翠婷,竟以一个女性身体带出了马来西亚(也和新加坡)身体的政治困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舞踏本身的革命性特性,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的文化版图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舞踏于世界舞蹈界,开始有着朝向受资本主义影响之主流美学前进的趋向同时,舞踏在马来西亚却悄悄地开始它沉静以久,并让学者们认为已经失去的革命动力,给马来亚身体进行了另一种反省与变革。
引用书目
苏姗•克兰著,陈志宇译。2007。日本暗黑舞踏。台北市:左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