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蔡两俊
2015年12月19日、下午3点
要将已故新加坡剧作家郭宝昆《郑和的后代》里的文本诠释得好是困难的。要将文本全新演绎更是个挑战。马来西亚私立大学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为学生们导演，灵感来自郭宝昆的《郑和的后代》的《郑和的后现代》是一个概念鲜明，极富对马来西亚文化与人民拥有大爱的作品。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戏里，贺导演并没有直接呈现郭氏剧本来体现出马来西亚人的处境，而是选择运用牢狱为背景，八名嫌犯要排演演出《郑和下西洋》, 选择性地将《郑和的后代》里的文本置放在不同的场景中，让郭氏的文本在他的戏里产生互动之功能。
要了解以及贴身感受贺氏的《郑和的后现代》，我们得要试图了解马来西亚社会以及政治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甚至人民已达到了麻木的状态。目前，马来西亚货币贬值，加上人民的生活开销逐渐扩大，生活费的增加，生活素质似乎没有改善；另外，加上马来西亚政治观所施行的一大民族以及宗教为主要管理而造成的互信短缺，让马来西亚人民在政治以及霸权的纠葛中，产生了疏离，一种《郑和的后代》里所建议的概念「阉割」之氛围。这种「阉割」与新加坡式的“被阉割”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新加坡，《郑和的后代》是一个极为悲悯的作品。每个被阉割的人，失掉了“宝贝”，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放大来看，新加坡人也在寻找自己的的“家”。这个家并不只是一个栖身之所，而是一个能让自己心灵能得到平静的一刻。相反的，在贺氏的诠释里，「阉割」则是一个对政治与霸权的回应，一个极度想要唤起马来西亚人民众意识的活动。
贺氏的《郑和的后现代》也是一个人的体验。我们的社会是不公平的。虽然我们极力想要建立或争取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以理智的态度，以道理与政治与霸权对话，希望能感动或唤起人心中的那份慈悲心，做对的事情。非常可惜的是，要唤起我们已死的慈悲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贺氏的戏旨要通过剧场，让观众亲眼看到、亲身体验政治与霸权所造成的伤害，希望他们能开始自省，往后再做任何事情时能在言行举止中发挥慈悲与爱心，让世界能更好一点。但是，政治与霸权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压迫者。人在一定的政治位置上，主要的工作是要保住权力，但是因个人元素，通常缺乏安全感，原先是要领导追随者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最后却为了保住权力，而给周围的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郭宝昆的文本里有十三段文字。贺氏并没有全用。他将戏摆在监狱场景里，是因为受到宝昆被监禁的经验而启发的，这也是剧作家原先的想法。里面有一些名句以及主题，如“梦”、“家”等，都是发人深省的元素，当然也不忘名句：“漂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时我的还乡”。 对新加坡人的自身文化而言，这个句子在在给予了新加坡人的文化建构：离开新加坡社会到国外去，在边缘观察他人时会看得更清楚，在反照自己的时候，更会了解自己，回到自己的心灵的“家园”。 贺氏的戏里的囚犯们要出狱，意味着一种还乡的情愫，但是在被拒绝出狱时，囚犯们一起造反，企图要给监狱长施加压力，回来的竟然是挑拨离间，人性的脆弱，为了保全自己，最后囚犯们都选择了牺牲同伴，那个极力要呈现演出的同僚。
贺氏将角色们的风险推到了更高的层次，每个人都得要作选择，要不然失去的将会很大，这是好戏最重要的部分。许多本地的华语戏剧都难以得到观众的共鸣，主要的原因是戏剧里的风险太小了，观众们对角色的处境与要求并没任何感动。《郑和的后代》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而言，是两个不一样的政治处境。新加坡的处境是温柔的阉割；马来西亚则是暴力的阉割。阉割这个意像可运用在两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贺氏的戏里，从监狱警察、到监狱长、到囚犯们的抉择，每每都提醒我们阉割每一分一秒都在进行着。
贺世平对马来西亚的关怀是毋庸置疑的。在他所执导的戏里，我都感觉到他对这份土地的关怀，不管是在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层面，都不停地在探讨人性、社会以及国家的关系，希望从中找出一个答案，或是能舒缓纠结的策略。这是大师级的风范，也是大爱的展现。
